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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天虹:以诗存史,正本清源(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傅天虹篇......南鸥
发布时间: 2016-3-6 14:16:08 被阅览数: 701 次 来源: 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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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天虹:以诗存史,正本清源(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傅天虹篇

【傅天虹简介】
     祖籍安徽,1947年生于南京。南京师院毕业,香港广大学院文学士,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荣誉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常务副所长、文学院教授。
     傅天虹襁褓中父母就去了台湾,由南京的外婆抚养成人。上个世纪70年代後期他和家人取得联系,其时诗作频频出现在海内外报刊。在大陆业已成名的傅天虹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怀着强烈的弥合意识,在乡叔何家骅先生协助下,首开两岸诗界勾通之先河;倡议并协助创办香港诗人协会和《世界中国诗刊》,促成两岸老诗人在北京首度会面;1987年在好友犁青、洛夫、路羽、张默直接参与并资助下,创办《当代诗坛》杂志,出版至今;1990年创办当代诗学会; 1991年下半年客居澳门,写诗之余,主编《大中华新诗辞典》(十二分册及编外三卷)和《世界华文诗库》(1000多册),抢救和保存了一大批原始资料和原生态的作品;1999年创立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设立香港、澳门两总部,及新加坡分会与澳大利亚分会;创立“龙文化金奖”,至今已颁发3届;新世纪初,将当代诗坛改版为中英对照,并策划出版“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中英对照)大型诗学丛书,至今结集逾600部;2007年3月,策划并参与创建“当代诗学论坛”机制,现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举办四届,定于明年在香港举办第五届。
     至今已成诗4千余首,结集30余部,另有编著一千余万字。《中国文学通史》、《中国当代新诗史》、《香港文学史》等多部史书均专节介绍。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跨越两岸四地,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新诗”和“中生代”的命名研究和视野建构。

南  鸥
     天虹老师好!感谢您接受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的专访。自上世纪70年代后中后期,您老一直活跃在两岸四地,并先后在大陆、香港、澳门、大陆生活、工作与创作,首先请您老谈谈台港澳诗歌在1949年之后呈现的总体态势与特征。

傅天虹
     谢谢南鸥兄的提问!是的,长期以来,我一直活跃在两岸四地,不同的文化场景令我对中国当代诗歌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後,由于政治上的对立而造成的社会分隔,大陆把台港澳诗歌列为“禁区”长达三十年。台港澳也中断了和大陆诗坛的联系,台湾当局甚至强行中断了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台湾、香港、澳门诗歌走过的是一条长时期迥异于大陆诗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色彩。
     台港澳诗歌的这种色彩和当时大陆以政治为导向,单一化的诗歌色彩完全不同,台港澳诗歌在保持向古典诗歌寻找营养这一传统的同时,更多地向西方诗歌模仿因袭。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大举涌入台湾诗坛,整个诗坛泛滥成灾,而其後又神奇地回归传统形成了台湾诗坛新的潮流。台湾诗歌这种曲折回旋的历程,造就其诗歌表现形式和手法多元化、多样化、多重性、多变性,香港、澳门诗歌也颇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
     台港澳诗歌注重个性发展,他们的不少诗作都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深远的意蕴、丰富的技巧,有着自成格局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在文革十年诗歌发展陷于“断代”时,台港澳诗歌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整体而言,台港澳诗歌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海外从事汉语诗歌创作、研究的拓荒者,基本上都是在台湾读完大学而出洋留学的台湾学者和作家,例如叶维廉、余光中、郑愁予、杨牧等,他们往往集创作、研究于一身,走到何方、定居何地,也就把中国汉语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带入何方何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大陆诗歌、台湾诗歌、香港诗歌和澳门诗歌作为两岸四地不可分割的诗歌血肉,共同构建成中国当代诗歌。但令人深感无奈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这个概念,在大陆的学科体制和学术范围的习惯性认知上,显然变成了“大陆当代诗歌”,这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把台湾、香港、澳门诗歌或多或少都边缘化了。这一历史错位严重阻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诚如朱寿桐教授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研究常常并不将台港澳文学和台港澳诗歌包含在其中。这样的学术现象看起来显然违背了学界应该遵守的严肃的政治逻辑,而且也逐渐处于被改铸和被修正的学术操作之中,但它毕竟是积之既久的一种学术现实,毕竟曾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学术潜规则,它以一种硬性的范式力量龃龉着简单的政治逻辑,使得人们面临着某种尴尬和困惑。”

南  鸥
     大陆和台港澳,这些不同的文化场域构成了您丰富的创作与学术的背景,请您老谈谈,这些丰富的背景对您的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有哪些支撑与影响。

傅天虹
     我有幸在坎坷的生命历程中,能反复对这些不同的文化场域进行比较和研究,我认为必须以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自身诗学建构的一大方向,必须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为藩篱。不仅要注意到两岸四地“和而不同”,“异中有同”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互相参照,共同构建汉语新诗的宏观视野,也要深入到各自丰富多彩的诗貌中,探寻汉语新诗的不同态势。只有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比较的视野来整合重建,才能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更富有意义的启示。
     也诚如南鸥兄在和我最近一段对话中所言:“我们超拔了个人的苦痛,由此上升到民族的苦难、历史的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一个时代的荒谬、卑劣和无耻,从而使我们的诗歌和诗学获得了一种民族苦难、历史记忆与生命图景的当代性反复追问相互辉映的人文精神的本体性支撑……”

南  鸥
     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四地的交流甚少,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四地才有一些民间的文化交流。据资料介绍,是您老以诗歌作为先锋率先打开文化交流的先河,最先开启了两岸四地的诗歌交流活动,请您老谈谈当时的情形。

傅天虹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台港澳诗歌还是禁区,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两岸诗坛可谓是“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让海内外诗人都感到揪心的问题。如何进行沟通,已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80年代初期,我怀抱着找一个地方好好写诗和创办一份沟通两岸四地诗刊的梦想来到了香港,我相信这里更适合建设一座新诗的桥梁,连接着大陆与台湾,沟通着海外与中国。
对于两手空空的我,当时的举动确实近乎疯狂,但也是我生存状态的一种必然阐释。我是不幸的,父母当年逃去台湾前,把刚满两岁的我寄养在南京外婆的家中,沉重的政治阴影从此伴随,令我过早地感受到人生的压力。我又是幸运的,故乡金陵城郊的野花野草,给过我童年的慰藉;我的小学班主任、诗人王敏仁老师,更是不避闲言闲语,一步一步把我引进诗的殿堂。由于特殊的身世,两岸和海外都有我的亲人,强烈的“沟通”意识成为我创刊的内驱力。而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及里尔克为例,阐明的诗性精神是向存在和语言冒险突围的哲学真理告诉了我“诗人何为”。上述两个方面是我创办《当代诗坛》的情感内驱和精神引领。1987年9月15日《当代诗坛》在我栖居的九龙慈云山中的小木屋里诞生了,在创刊号发刊词中,我作出了“为民族的诗运尽一份心力”的明确定位,《当代诗坛》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为基本定位。
     在创刊号的扉页上《当代诗坛》以醒目的黑体字亮出了“促进诗艺交流,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的目标。1980年代中后期,这些诗的现代化一系列问题都摆在诗人的面前:诸如如何恢复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如何强调诗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如何注重从文化心理传统上去寻求中国新诗生长之“根”,发掘和重构民族文化精神;如何追求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探索创新等,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时代命题。但这一切首先取决于海内外汉语诗界之间的“沟通”,这里的“中国诗”显然是指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背景,以天下的汉语诗人为主体,超越国家和区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构建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的“大中华诗歌”。这也是汉语新诗概念最初的不自觉的萌动。
    《当代诗坛》的创刊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两岸四地和海外的诗人的广泛关注。艾青亲笔为《当代诗坛》题写刊名。《当代诗坛》作为架设在香港的一座虹桥,促成了1988年中秋两岸诗人自新诗诞生以来于北京的首次历史性团聚,率先开启两岸文化交流的大门。

南  鸥
     在我看来,“以诗存史”是您老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贯穿您老学术生涯的一条非常鲜明的主线,并由此构成您老诗歌活动最重要的部分。从您数十年来所进行的宏大、浩繁的编撰整理工程来看,您始终坚持这个学术的基本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业界很高的赞誉。我想知道您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提出这个“以诗存史”的学术思想的呢?

傅天虹
     中国新诗研究实际上至今尚未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便未能突破人为地凭借社会文化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及区域形态来划分中国新诗的栅栏。从上世纪初由于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对现代化的强烈吁求中以“现代白话新诗”的命名来断裂古典文言诗,到50年代后由于政治意识表达的需要,以“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来彰显由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转折所带来的文学的本质区别,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新诗)作为相对独立的时期来处理。而在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后,出现了淡化“现代”、“当代”的时期划分,以时间上来整合20世纪新诗的学术趋势。而以上这两种区分尽管貌以“中国新诗”,实则站在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无视或轻视同样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同样以汉语作为写作媒体的不同区域的诗歌写作,因而又有了从区域上来区分汉语新诗的学科分类。“中国新诗”实则为中国大陆新诗,而它明显地,虽然并未有人坦率地承认,但事实上是排除并使之另立名目:“台港澳诗歌”、“海外华文诗歌”等。海外华文文学的称谓自然体现了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凡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皆以海外包容之。
     而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之后,新诗潮涌动着的是一个艺术变革的时代,集体的激情尚在燃烧,记忆的伤痛仍在蠕动,诗人开始了一面揭示新时代的“伤痕”主题,以集体的名义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层的反思;另一方面以怀疑的目光向扭曲的现实发出抗议和质问。而这仍然统一的诗潮走向,在进入80/90年代以后开始式微。其最大的表现就是“统一”被多种“单一”所取代。众说纷纭的诗歌主张和宣告,喧腾的展出与表演,在共时地“狂欢”,而背后最大的原因却在于诗人的个体意识得到无以复加的强调,新诗因而走向了明显的浮泛、后现代式的个人化倾向。同样在当代朦胧诗之后,又有新生代诗、第三代诗、朦胧诗后、后朦胧诗、后新诗潮、新实验诗、新浪潮、后现代诗等等。对诗歌的研究和批评往往从诗歌群体、思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质地(现代诗)、形式(格律诗、半格律诗、口语诗)等方面去处理。这些命名标准不一,都不具备有一种定义式的浓缩性表达、严格的规约性言说。因此,现代新诗的命名常常趋向于单一化和瞬时性,既无法具有长效性,犹如新闻一般容易成为明日黄花;也无法从根本上抓住诗歌、诗潮的本质,而落为繁杂纷乱。
     谢冕早在80年代末便警觉地说过“这是一个否定偶象因而也失去偶象的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怀疑权威因而也无视权威的文学时代,这又是一个不承认既有秩序,因此失去秩序的文学时代。所有的文学参与者都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学信念,他们匆匆往前赶去而不再左右顾盼。艺术家的独立性和‘狂妄’的艺术自信,构成一个自以为是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首先要论及的因素便是无序性。那种为一个统一的秩序所策动的文学秩序已成隔世。甚至前些年出现的由一篇名作或一个名家的出现而立即造成一种轰动,从而竞相模仿的秩序也成了昨日。”
     综而观之,中国新诗当前存在着断代诗史的随机性与依附性,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化和人为定性与取舍等等尴尬。在这种“无秩序”、“无中心”的时代思潮中,一种大一统、意欲主导的诗学命意或指向,本身就会落入窠臼中,被“相对主义”打败,现代诗人也不可能再去寻找一个普遍性的价值系统和整齐同质的读者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了混杂无端的现实,实际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本清源才越显势在必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尊重历史的真相和文本的圣洁,我们提出了“以诗存史”的诗学主张。

南  鸥
    “以诗存史”是一个学术视角,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诗歌的角度孤立的来审视这个视角,那我们对这个学术思想的认知是很外在的。我的意思说这个“以诗存史”的学术思想事实上构成了对历史与诗歌的双重观照,因而我们更应该认识这个视角产生的历史语境,只有对这个历史语境的充分认识,我们才能获得对诗歌与历史进行“双重观照”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真正认知百年新诗生发的历史场域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进而真正领悟“以诗存史”的学术意蕴。请您老谈谈历史语境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谈谈这个学术视角获得了哪些历史与诗歌的双重观照?

傅天虹
     是的,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以诗存史”这个视角产生的历史语境,才能理解对诗歌与历史进行“双重观照”的价值和意义,以至认知中国百年新诗生发的历史场域与诗歌文本的互为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通往“正本清源”的诗学理想。
对历史语境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历史背景,在思想领域就是历史上某时期社会的思想导向。百年以来,人们已习惯不同程度地以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诗歌,将意识形态性看成诗歌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诗歌的可能性,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也就自然定位于从属关系,对诗歌文本的原初语境也就无法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以诗存史”,就是要摆脱束缚,客观地挖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原典构造的深度和意义指向的深度,以点及面地勾勒出中国新诗在百年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诸种因素推动、制约下的整体演化状况,通过呈现诗歌文本为我们营造的“笙”和“蹄”,更致力于忘言而得意,舍筏而登岸,让我们不仅遨游于“第三自然界”审美王国,更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入领会百年汉语新诗其间不同阶段在题材、主题、艺术方法上的特征和变化,考察某些诗歌流派、诗歌秩序生成、构造的整体状况,在对不同历史时期诗歌文本的认识中,领略到中国新诗祭坛上近百年的神圣奉献,品味出中国新诗近百年的辉煌与落寞,光荣与梦想,成就与缺憾。
“以诗存史”,可视为建构普遍而深入的汉语新诗学的资料基础,同时也是为建构汉语新诗学所做的学术准备。

南  鸥
     其实,“以诗存史”不仅是一个学术视角,对于我们特定的历史语境来说,更是一位学者的学术品格与人文理想的具体的学术呈现。请您老谈谈这个视角所洞开的人文理想与学术品格。

傅天虹
     一句话:提出“以诗存史” ,我想是源于一位诗人和学者对历史的真相和文本的圣洁的敬畏与虔诚。

南  鸥
     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诗人对台港澳诗歌的认知很有局限,尽管新世纪以来由于网络的便捷加之彼此交流的扩大,人们对台港澳诗歌有了一定的了解,但除了专业的研究人员,我想绝大多数诗人朋友和读者对台港澳诗歌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港澳诗歌应该说是知之甚少的,而您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请您老分别就台港澳三地诗歌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做一个简要的概述。

傅天虹
     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间,后30年即从1921年开始诗坛直接受到 “五四”运动影响,作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他的诗歌就是新诗的一面旗帜;《台湾民报》等报刊也不断介绍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冰心等人及其诗作,台湾的新诗由此而逐渐发展起来。进入30年代,台湾文学杂志逐渐增多,一时间新诗作品的数量遽增,开始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的诗人群、诗社和不同风格的作品,如郭永潭、吴新荣等为代表的富有地域特征的盐分地带诗人群,以杨炽昌为首的留学东京受日本现实主义诗风影响的风车诗社。诗人如赖和、杨华、杨守愚、陈虚谷、王白渊、陈奇云等,也引起注意。八年抗战期间,台湾沦为日寇侵略扩张的基地,岛上实施“皇民化运动”,一切中文报刊和中文写作(包括诗歌)均被禁绝,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获天日。
     与日据时期相比,光复后的台湾文学,不但变化剧烈,而且复杂得多。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中外文化的不同影响所致。日本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中文报刊得以全面恢复与发展,如《台湾新生报》副刊所展开的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直接与“五四”文学联系起来,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开端。可惜1949年国民党败据台湾后,一方面切断了台湾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联系;另方面为了配合“反攻大陆”,在新诗领域倡导“战斗诗”。这一应政治需要提出的口号,在50年代控制了台湾诗坛。
     进入60年代,台湾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美国的“经援”,以及出口加工区的设立,令西方文化思潮潮水般涌进台湾报刊、课堂。新诗更是一马当先,成了西化的急先锋。社会转型中无所适从的迷惘心态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充斥的孤绝感一拍即合,于是现代主义思潮也就适逢其时地流行起来了,在60年代的台湾诗坛一统天下。
70年代。无节制的“西化”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快增长,却同时造成精神世界的大滑坡,社会生活如此,诗歌创作亦然。于是,当国际形势出现了对台湾社会“三大政治冲击”之际,伴随民族主义高涨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乡土文学论战,导致乡土文学崛起,并以震动全台的声势取代现代主义而成为70年代文坛的主流。
     8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日益国际化、民主浪潮一浪高一浪,特别是蒋经国晚年采取一系列“开禁”政策,——开放“党禁”、“报禁”与“解严”,进而开放“陆禁”,为台湾社会走向多元化拆除了某些关卡。也促进台湾诗坛创作由主潮更迭走向多元发展,出现了迥异于此前各个阶段的新动向。都市诗、海洋诗、生态诗、女性诗等的兴起,打破了过去几十年中诗歌在两极摆动的旧格局,变主潮更迭为互补共进,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诗作不再以“门派”左右诗坛,而是以鲜明的个性特色引起读者的关注。循此以进,现实主义诗歌呈现开放性发展,现代主义诗歌则朝向民族化演进。
     “中生代”诗人是最近三十年来台湾诗坛的主导力量,也体现着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主要特征和成就。这一代诗人的突出成就在于主题领域的发展和开拓,表现为一些传统主题被赋予新的物质,更有新的主题的独创。他们将诗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将诗歌创作与生命的存在状况相融合,生活本身即创作。他们以其时代赋予的人生体验,大力拓展题材范围,使既往的政治诗、乡土诗、情欲诗、科幻诗等别开生面,并促使都市诗、海洋诗、环保诗、女性诗的兴盛;还积极更新和改写着传统的诗美学原则,为他们的时代创造和积累新的美感经验。
香港的新诗创作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彼时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推动,香港新文学开始呈现勃发之势,新诗为其最早的实绩之一。从20年代后期出发的香港新诗,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接受了“五四”新诗写实、浪漫和现代的多种影响,呈现出向不同风格发展的走向。二、与内地诗歌的密切联系。三、表现出对都市的特别关注。
     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寇加紧侵华和全面抗战的爆发,内地的文人相继转入香港,解放战争的爆发又使得一批在国统区的文化人,从内地来到香港。两次南来的文化人中,不乏重要的诗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臧克家、黄药眠、袁水拍、徐迟、力扬、吕剑、邹获帆、沙鸥、芦获、韩北屏、陈敬容等。他们在港期间,大都有作品发表,或在香港出版诗集。有些诗人在居港时间长达十年以上,如戴望舒参与了香港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并主持香港多家报纸副刊笔政,与香港共同经历沦陷的黑暗岁月。内地文化人两度南来,给香港新文学注入了活力,使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香港诗坛呈现活跃状态。
     50~60年代的香港诗坛呈现空疏的状态。香港诗坛也和整个文坛一样,面临沉寂和重组。此时,香港诗坛以第三波内地南来诗人和本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诗人为主,在艺术上体现为对“五四”新诗写实与浪漫传统的接续和现代主义的引起两种倾向。前者以力匡、舒巷城、何达为代表,在50年代前期起着主导作用。后者则以创办《文艺新潮》的马朗为核心,集合了创办《诗朵》的王无邪、昆南、叶维廉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蔡炎培(杜红)、卢因等一批本港的青年诗人。50年代后期逐渐成长为香港诗坛的中坚。
     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如中国结束了10年“文革”动荡、香港60年代经济的起飞,带动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97回归过渡期。这一切都对香港诗坛发生影响,无论在诗人群体的构成、诗歌表现重心、艺术风格的变化、还是诗对香港现实的锲入程度等方面,都表现出它自觉地建构都市文学品格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香港诗坛在诗人群体的形成,艺术风格的发展、对香港现实的锲入,和对母体传统的继承等方面,都表现出走向自觉和自立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时的诗坛主体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随60年代“文社潮”的兴起,在香港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成为诗坛的中坚,包括六七十年代的西西、也斯、羁魂、黄国彬、古苍梧、何福仁、张景熊、钟玲、关梦南、李国威、淮远、叶辉、康夫、叶辞等。80年代的王伟明、胡燕青、温明、郑镜明、陈德锦、秀实、钟伟民、王良和、洛枫、吴美筠等,以及90年代更年轻一批作者。二是从内地新移民中脱颖而出的南来诗人,如蓝海文、傅天虹、黄河浪、王一桃、晓帆、秦岭雪、张诗剑、梦如、舒非、林子、黄灿然等。三是此时从台湾、澳门或海外移居或客居香港的诗人,如余光中、钟玲、犁青、原甸、韩牧等。
这一时期的诗歌社团和刊物显得特别活跃,成为联结诗人群体的核心。进入1970年代后较为重要的诗歌刊物有《当代诗坛》、《秋萤》、《诗风》、《新穗》、《诗双月刊》、《诗世界》、《诗网络》、《圆桌诗刊》等。
      这一时期香港诗歌的都市文化性格逐渐成熟。一方面是诗对香港现实的关注,本土诗人的“草根性”,使他们以根生的香港身份,观察、思考和抒写自己文化视野中的香港经验,而南来诗人以他们双重人生经历的对比,抒写在新的“家园”中的兴喟感慨; 二者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日益突出的“香港性”。另一方面,香港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特殊地位,增强了香港诗人独立的文化意识,以丰富的母体文化,面对广阔的世界,表现出鲜明的都市文化特征。
     而在澳门,老诗人梁披云老人20年代就创作出诸多新诗,1930年,华铃也写出处女诗作《姑娘我怎能爱你》,此后出版了诗集《向日葵》、《玫瑰》、《牵牛花》和《满天星》四册诗集。华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作,被郑振铎誉为“时代的号角”。40至70年代,写诗的人逐渐增多,如德亢、李丹、汪浩翰、普丁、蓓尔、甘枫、静的、士心、江思扬等。半个世纪的澳门新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诗人们贴近现实,表现民众的疾苦;第二,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第三,诗人们都真实地表现了生活感受、社会体验和心路历程。
     从80年代起,澳门诗风大变,现代诗,即现代派诗歌,在澳门诗歌领域中占了主流地位。诗人陶里说:“现代诗绝不是具象的再现,而在于表现具象。”诗人高戈、淘空了、流星子、苇鸣、凌钝、江思扬、云独鹤、凌钝、云惟利、胡晓风、金浪、汪浩翰、懿灵、谢小冰、冯倾城、林玉凤、郭颂阳、黄文辉等都写出佳作。重要的作品集有高戈的《梦回情天》、淘空了的《我的黄昏》、流星子的《落叶的季节》、江思扬的《向晚的感觉》、懿灵的《流动岛》、王和的《盗墓者言》等。1988年澳门现代诗人成立了“五月诗社”,并于1990年12月,出版了《澳门现代诗刊》。
     以高戈、淘空了、流星子等为代表的大陆来澳诗人,主张“平面线性表现手法”,使新诗“整个画面流动,意象碰撞结合……增加语言密度和诗的张力来深化诗意的思想内涵。”以陶里、胡晓风为代表的从海外定居澳门诗人,则渴望通过现代诗的写作来超越自己过去的诗作,同时想以现代诗来改造澳门的诗坛。而以汪浩翰、江思扬等为代表的澳门本地诗人,企图以现代诗来革新新诗,实践他们的“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坐标”的文学主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门诗坛出现了将新诗和现代诗整合而为新现代诗的趋向。陶里在《我对现代诗人和传统新诗的看法》一文提出:“传统新诗有它的优越性,而现代诗有它的世界意义,两者绝不牴牾,只有相辅相成,互惠互补;当前世界文化潮流,走着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综合的路向,创作和理论,大部分诗人、作家和学者、批评家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带给我们莫大的启示。黄晓峰、黄文辉编辑的《澳门新生代诗抄》是澳门90年代诗歌第一批成果。收入该《诗抄》的作者是49位青年诗人。诗人陶里的诗作《遗传因子的影子问题》、《立秋之后》,以及懿灵的《寂寞三十》,王和的《啸着的明天》、《啖蟹》、《影子》,特别是世纪之交五月诗社出版的黄文辉的诗集《因此》,都体现了将新诗和现代诗整合的趋向。

南  鸥
     根据您老上面的概述,看来台港澳三地的诗歌由于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强烈持续的渗透而出现“断裂”,三地诗歌发展的脉络更加接近诗歌本身的规律,请您老具体的谈谈台港澳三地诗歌与大陆诗歌相比存在哪些差异,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它们自觉地呈现了那些诗学本身的特征?

傅天虹
     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台港澳诗歌和大陆诗歌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诸如作家队伍的组成,作家的学识、素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思潮和流派,甚至表现手法和文字技巧等等,都存在着差异。与大陆诗歌相比,台港澳诗歌显得色彩更驳杂些。
     综观台湾诗歌发展脉络,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乡土派和其他现实主义诗人,在关注乡土,现实方面,为台湾诗歌开拓了视野;现代派诗人中,不少人亲身经历了战争的动乱、生活的流离、殖民的痛楚,看到了台湾引颈西盼后的失落和丧失民族独立的耻辱,他们的诗所表现的心存故土、怀乡忧国、企盼祖国统一,缅怀民族文化的情感,反映了一代人的心声。所以,刻下时代印迹的有价值的台湾诗歌是各流派诗人共同劳作的成果。
台湾诗领域还讨论了诸如诗的意象、张力、音乐性、绘画性和电影技巧的运用、矛盾语法、诗的语言等问题。虽然意见纷纭,但均属形式和技巧的探讨,有助于丰富现代诗的表现手法,提高现代诗的质量。
香港诗歌的独特性表现在都市文化性格的逐渐成熟。一方面是诗对香港现实的关注。本土诗人的“草根性”,使他们以根生的香港身份,观察、思考和抒写自己文化视野中的香港经验,而南来诗人以他们双重人生经历的对比,抒写在新的“家园”中的兴喟感慨; 二者构成了诗歌创作日益突出的“香港性”。香港介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特殊地位,增强了香港诗人独立的文化意识,以丰富的母体文化,面对广阔的世界,表现出鲜明的都市文化特征。
     而澳门诗歌表现出:一是写实性。澳门诗人的创作方法深受内地影响,现实主义一直占主流地位;二是包容性。澳门诗歌以汉语创作为主流,另有土生诗歌的存在。创作中,无论是采用“五四”以来新诗传统写作的“新诗派”,还是深受内地朦胧诗影响的“现代派”,抑或以苇鸣、懿灵为代表的“后现代派”,他们彼此之间均注意共存互补;三是温和性。在诗歌上,中葡诗歌极少产生冲突。诗人们都是各写各的,很少有人扯起旗帜搞党同伐异的论争。

南  鸥
     在您老看来,1949年后汉语诗歌被人为地割裂,大陆是一块,而台港澳是一块。记得2006年12月应安琪之约我写过一篇《中间代——独具理性禀赋的精神群雕》,文中谈到“没有一个民族的心灵与我们一样,被意识形态如此强烈地渗透和浸染,因而我们诗歌发展的脉络更多呈现的是意识形态的轨迹,而绝非是诗歌自身规律的演绎”,现在看来您老的观点就是最好的例证。您老几十年一直处于汉语诗歌各个板块的夹缝之中,感受最深,请您老谈谈这种伤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傅天虹
     你说到很对,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和干扰,大陆诗歌发展的脉络绝非是诗歌自身规律演变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绑架、分割、涂改、粉饰的结果。显然,人为的将诗歌割裂为大陆和台港澳两个板块对汉语新诗的伤害是致命的,这一历史错位严重阻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让大陆诗歌代替了整个汉语新诗,对台港澳诗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致使汉语新诗丧失了自身的完整和丰富,对汉语新诗自身的学术构建造成了体系上的严重的缺憾。

南  鸥
     您老既是诗人,又是诗歌评论家、编辑家和诗歌活动家,一生著作颇丰,在创作的同时,您老编撰了大量的诗歌选本,主持了诸多的诗歌活动,直至今日,您老总共编撰了哪些重要的诗歌选本?策划主持了哪些重要的诗歌活动?

傅天虹
     至2012年止,编撰的重要诗歌选本有《大中华诗学术语汇编》《大中华新诗名作鉴赏》《大陆诗坛发展脉络》《台湾诗坛发展脉络》《台湾诗人三百家》《世界华文诗库》《当代诗坛同人诗选》《大中华新诗千家选萃》《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中生代》《汉语新诗90年名作选析》《汉语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台湾卷》《香港当代诗坛和她的诗人群》《汉语新诗库》(和朱寿桐合编11本诗集)《汉语新诗美学大辞典》(2012完成,和朱寿桐教授合编)等数百部。至于重要的诗歌活动,都是与诗人朋友们联合举办。

南  鸥
     我注意到,您老一直致力于两岸四地诗歌的区域整合,并谈到“必须以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作为自身诗学建构的一大方向”,请您老具体谈谈“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的总体构想、学术支撑以及实施的路径。

傅天虹
     中国新诗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域,都因为深层的语言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同,与中国五四以来诗歌传统的流脉相承续,表现出内质上的紧密联系。在这种视野观照下,对这所谓的四大版块新诗区域的整合就显得异常重要。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两岸四地“和而不同”,“异中有同”的汉语新诗创作和诗学理论的互相参照,共同构建汉语新诗的宏观视野;也要深入到各自丰富多彩的诗貌中,探寻汉语新诗的不同态势。只有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比较的视野来整合重建,才能对汉语新诗诗学的发展提供更富有意义的启示。
我们提倡汉语新诗整体性视野下的重建,认为汉语写作,不应该分出孰重孰轻,如以大陆地区为例,就不应该以一种“自我”的心态看待大陆以外的“他者”,而是应该站在多元共生的视野上,从诗歌本体出发,对汉语诗歌进行审美建构。从这种视野出发,才能在这样重要的文化转型期,认清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保守闭关或者激进偏颇,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来研究、探索汉语新诗发展的历史及其走向,并为其发展提供切实的线索与基础。
     不妨持有这样的诗学观念:以汉语为整合性因素,来剔除人为、随意、非诗本质的诗学划分,这便是汉语新诗概念的学术优势之所在。我们认为,应该回到中国新诗本体中去探讨新诗的生成与形态,必须从新诗语言问题入手,而非从外在的社会时代变迁来对中国新诗进行强行肢解。

南  鸥
     我还注意到,无论“以诗存史”的基本点,还是“区域整合与视野重构”的诗学重构方向,“汉语新诗”这个学术概念都是您老学术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没有对它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学术认知,其它的诗学观点和诗学理想都无法真正深入和展开,请您老再具体的谈谈对“汉语新诗”的学术定位。
傅天虹
   “汉语新诗”概念就是针对两岸四地当前自说自话的诗歌史写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汉语新诗”概念及其理论运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提出重新发现“汉语”,亦即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的重新确认,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建。而“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又自动呈现了不言而明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汉语新诗”正可以从根本上体认新诗的语言学基础。“汉语新诗”的“汉语”,不仅仅在于隐喻汉语本身积淀了前人以往的经验,而且这些积淀能作为符号经过诗人的创作重新集中起来,为后世读者所理解所感动。所以,“汉语新诗”有效地更改了那种更多地停留在对“现代”语义的强调的“现代汉诗”的偏重,不仅仅指陈时间维度上“代际”性的文类秩序,还更指向一种连续性的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而不是诗歌本质上的对立。
     由此,汉语新诗也将在诸多层面上实现正本清源的意义。如汉语新诗将在一定程度上厘清那些试验诗,那些不以现代汉语语言规则为基准的诗歌。一般说来,语言的运作规范是既符合语法规律,又符合语义规律的。而诗歌语言则通常符合语法规律,却可以超越一般语义规律,即在语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绷紧或松脱、断裂或错位、甚至扭曲变形等等语义变异尝试。然而如果超出了这基本的变异范围,而肆意践踏现代汉语语言规则,则大损诗的美感,而造成语义的乖戾、荒诞、背谬,甚或无意义。而当前有些诗歌正是以此为长,走入误区,而这种诗,将需要使用“汉语新诗”的内涵与外延加以界定。
     “汉语新诗”以语种定义诗歌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一种学术成果。而“区域整合”与“视野重建”的构想,则体现了整个中国建立在语言信仰背后的文化信仰的转变,汉语在这里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另外,这种构想还具有广阔的覆盖性,它包含了时间跨度上的近百年,也收纳了不同政治意义上的区域版块的空间分流显现,使得中国新诗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体认,这种体认指向的并不是时代或者人为的定性,而是一种由诗歌自身审美形态所生发的一种抽象的皈依。更能体现汉语自身的各种可能,如在汉语的软硬度、宽窄度、心理体验、意识等方面,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诗歌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诗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与英语新诗、法语新诗、俄语新诗、德语新诗等并列,充分地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展现出来。

南  鸥
     我们知道,从严肃的学术意义上说“汉语新诗”一直没有获得学术上的统一认知,而近年您老一直致力于“汉语新诗”的研究,请您老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傅天虹
     汉语新诗”是针对当前中国百年来新诗研究所存在的,由文化心理、政治历史因素、人为因素等形成的新诗学科研究的命名上的尴尬和错位而提出的新命名,本人试图通过对“汉语新诗”的命名意义及可行性、来路与现状、使命的探讨,为促进新诗与诗学健全、科学、有序的发展而做出努力。
    “汉语新诗”概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它避免了白话新诗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命意上有明显重复的缺憾,以一种学术的严整和科学性体现出一种以现代汉语操作的新诗的本质特征。第二,它避免了中国新诗之类的命名对中国以外甚至是中国以内的台港澳诗歌的人为排斥,在汉语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给予新诗以稳定的文化定位。第三,它避免了汉语旧体诗在现代和当代的复现造成的模糊性,避免了含混地容纳进相关概念的尴尬,例如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现代汉语诗歌等等概念,就可能导致这样的尴尬。
     汉语新诗在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过程性、阶段性。一方面,我们从汉语新诗自身的生成流变中梳理出不同时代的流派和群落,另一方面,在对当前汉语诗坛的宏观把握中,我们认为汉语新诗的‘断代’界定已刻不容缓,如以汉语新诗近百年的幅页为一块版图,整个汉语新诗界的代际形态业已形成,可以分别以前行代(老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予以界分,构成多彩多元的局面。在具有历史承续性的三代中,也表现为诗歌观念、诗人构成、诗潮流向上的显著差异。


南  鸥
     您老在诸多文论中都反复谈到参与创建“当代诗学论坛”机制,现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举办四届,定于明年在香港举办第五届,请您老具体谈谈这个“当代诗学论坛”机制的学术定位,运行方式及其意义。
傅天虹
     2007年3月9日至11日,一批来自内地与台港澳的著名的中生代学者与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参加 “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我曾在二十多年前全力促成台湾前行代诗人北京的破冰之旅,当时,作为学校的华文所负责人和文学院教授,在院、校领导支持下,为策划这届史无前例的会议耗尽心力。令人欣慰的是会议十分成功,我很希望会议结束後,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汉语新诗学术交流机制,把会议一届一届开下去。 经联洽, 3月10日晚,来自内地的屠岸、谢冕、张明远、吴思敬、朱寿桐、吕进,台湾的黄德伟、简政珍、香港的傅天虹、犁青、张诗剑、盼耕,澳门的高戈,在我校西餐厅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十三位与会者一致同意联合发起“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并当场签名为志。这届两岸中生代高层论坛即作为第一届当代诗学论坛,并协商选举论坛机制的召集人为屠岸、谢冕,秘书长为傅天虹。
    “当代诗学论坛机制”以推动两岸四地汉语新诗学术交流为宗旨,无经费也无严格的学术定位,运行方式是轮流由两岸四地的有能力的大学自愿承办。成立五年多来,已在珠海、澳门、北京、台北成功举办了四届影响广泛的论坛,实属奇迹。同人们正在努力,今年拟在香港举办第五届。
    “当代诗学论坛机制”在文本建构方面, 也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至今完成了《汉语新诗美学大辞典》、《汉语新诗诗库》《汉语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台湾卷)等20余部汉语新诗重要文本。
 

南 鸥
     谈谈您老的诗歌创作吧,您老认为您的创作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代表作是什么,所呈现出什么样的诗学特点?

傅天虹
     我的创作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时期:
     一是文革前后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童年》、《摇篮歌》、《小雏鸟》、《我不是一个乖孩子》、《社会》、《邻居》、《问天》、《心愿》、《我不怕》、《人》、《暴风雨》、《农村缩影》(四首)、《朦胧的眼睛》等。
     二是金陵早春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卖火柴的小女孩》、《酸果》、《萌》(组诗)、《南京杂咏》(组诗)、《野草》、《青春》、《虹》、《山藤》、《我是一蓬根》、《海的世界》(组诗)、《《倒下的树》、《避雷针》、《月亮•女人》、《迷谷》等。
     三是香港生话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作品有《慈云山木屋歌》、《避风塘》、《致远方的星》、《午夜之后》、《天象》、《幻觉》、《月全蚀》、《并非含羞》、《夜香港》、《香港病》、《读史》、《透明的夜》、《边缘》、《巢》、《乡间来信》、《舞女之女》、《火浴》、《《苦咽》、《显形》、《红烛》、《黑夜意识》、《十字街头》、《海岛印象》。
     四是四地行吟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作品有《死水》、《小岛暮雨》、《武夷群峰》、《游大三巴偶感》、《澳门新口岸沉思》、《读红楼梦》、《山巅》、《三峡》、《武候祠前》、《虎形石》、《重访秦淮河》、《晚帆》、《读郑板桥墨宝》、《道》、《漓江剪影》、《梦断西湖》、《大观园》、《沾满酒味的月亮》、《悼弘一法师》、《飞天》、《蓝天使》、《黄河远观》、《老树》、《出海》、《痴女夜记》、《致贝多芬》等。
     在我的整个创作过程中,石天河、洛夫、白灵、鲁原、耿建华、严迪昌、吴开晋、向明、冯亦同、朱寿桐、许燕、蒋登科、王珂等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对我的诸多诗歌文本作了精当的评价,在此感谢他们。
 


              本文系《中国诗人》2013年第一期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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