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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陈义芝……古远清
发布时间: 2013-8-14 8:48:48 被阅览数: 1690 次 来源: 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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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的陈义芝
 
古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义芝(1953— ),祖籍四川,生于台湾花莲,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高雄师范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参与《后浪》诗刊发行,历任《诗人季刊》主编、《联合报》副刊组主任,现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著有诗集《落日长烟》(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7年)、《青衫》(台北,尔雅出版社,1985年)、《新婚别》(台北,大雁书店,1989年)、《不能遗忘的远方》(台北,九歌出版社,1993年)、《不安的居住》(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陈义芝世纪诗选》(台北,尔雅出版社,2000年)、《我年轻的恋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年)等。另有《从半裸到全开——台湾战后世代女诗人的性别意识》(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声纳——台湾现代主义诗学流变》(台北,九歌出版社2006年)、《现代诗人结构》(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
    毕业于国文系的陈义芝,中国传统教育在他身上有鲜明的烙印。他师承儒道,延续诗骚的抒情传统,表现中国人的人性、秩序和美德。他不拉西洋诗人抬高自己,更不会“言必称艾略特,诗必引现代派”,以他的第一本诗集《落日长烟》为例,没有切断文法与逻辑的联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尤其是他写的十行以内的小诗,意象的源头来自乐府。后出版的《青衫》,从书名到内容,从〈蒹葭〉、〈阳关〉到意象,他灵感源泉绝大部分仍转化自中国古典诗词。
    陈义芝诗的风格前期较为固定。他的第三本用杜甫诗题做书名的诗集《新婚别》,保留了《青衫》的风格。1980年代末期访问大陆后,他将自己的民族情感进一步寄寓在祖国的壮丽山河中。像〈黄鹤楼的下午〉,表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外省人对大陆的留恋之情。诗中表达的感情既含蓄又真挚,既不像〈如果十亿同胞〉那样直露和议论为诗,也不似〈长江之痛〉所抒发的既吸引又排斥,既令人神往又令人失望的复杂情感。它淳朴自然,匠心独运,在忧患意识中见出诗人的深情厚意。长诗〈出川前记〉和〈川行即事〉组诗,用开阔的历史视野表现时代风云之变幻,从杜甫诗史中吸取了不少营养。这些探亲诗的创作充分表明热爱乡土的陈义芝,他和某些本土诗人最大的不同是,其心目中的乡土既包括台湾,更涵盖整个中国。不过,当他到大陆亲自考察后,发表这里环境污染厉害:
 
 老病的三峡
 如一条哑嗓
 一条发炎的肠子
 ……
 长江,加速灌脓
 
    他还看到许多“陆胞”所经历的尽是“积藏了几十年的痰”的抑郁不堪的生活,让他感到心酸。他写的这类探亲诗,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毕竟无法接受这种“逆顺长江”的乡情,其心态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有代表性。
    陈义芝既不会去做“蝴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的蠢事,也不是那种自我封闭、胶柱鼓瑟的诗人。他力图超越自己,做刷新诗艺的工作。他从〈不能遗忘的地方〉之后,诗风明显与过去不同。他对文诌诌苦行僧式的写法表示厌倦,力图放松语气,用一种新的笔调写诗:“以清通可解的句法,创造虽不可解而可意会的情境”,拒绝“以别扭不易解的字词结构,表现虽可解而实无趣的意思。”(1)他除了主张“抒情是抗议的延伸”,尝试把“文化中国”与“现实台湾”结合起来。〈雨水台湾〉便体现了这种努力。其他作品,不是在为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发言,就是把民族的历史、命运、传说、生活情态尽可能摆进作品中去。《不能遗忘的远方》,则是他放松语气、变化用词造句的诗集。他以快捷的写作速度和不迟疑的才情,寻觅现代人心灵深处的桃花源。《不安的居住》,无论是写家族相本、情爱地图,还是写生命剧场、身体厨窗,均描绘出各种不同的人生情态,在不安中表现出庄重的情怀,词句华美,意象清新,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
    陈义芝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编辑家和评论家。在编辑岗位上,他成功地主持了台湾文学经典评选治动。在研究女性诗歌方面,他不限于文学,而是从更新的文化建构观点,去探讨被表现了几千年的情欲主题。这位试图作“女性解读”的评论家,所关注的不仅是诗歌文本,而且关切文本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内涵,这正是女诗人思考并在写作中发挥的空间。
    陈义芝这种从文化角度关照诗歌的方法,冲击了传统的诗歌研究领地。用这种研究方法,其好处是可从更高视点去把握诗歌,将女性诗歌置于更宽阔的跨东西文化背景下去审视和诠释,这就能取得更扎实和更有新意的成果。
    应该承认,“台湾战后世代女诗人的性别意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1945年后出生的台湾女诗人,享有盛名的有一大批,其中极富女性意识的的作家创作盛丰,流派纷呈,如有的富有人道主义的情怀,有的气质浪漫,有的有典重之风,有的风格婉约,有的在文体上打上了典型的女性烙印,有的还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对此,应如何把握与评价?弄不好会流于空泛和片面。然而,陈义芝对此还是娴熟地借艺术眼睛操控的科学手术刀将其迎刃而解。这不是那种见林不见树的流派研究,也不是见树不见林的单纯的作品研究,更不是不见树又不见人的作家研究,而是既见树又见林的析论台湾女诗人的性别意识的作家作品及其流派研究。作者以多视角、多元化观点试图全面论述台湾女诗人的性别意识,客观整体地把握女性诗学的走向,对钟玲、尹玲、李元贞、零雨、沈花末、罗任玲等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个案的分析与阐释。全书除导论、结论外,另有五章分别论述台湾战后世代女诗人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台湾战后世代女诗人的情欲表现、两性观、服装心理学、作品中的旅行心理。这种章节安排,目标非常明确:旨在申论女性诗人作品中“永恒的男人”的烙印,探讨女性经由情色而触发的创造生机及其变声的焦虑。写得最富特色的是从服装这一自成系统的语言,找寻女诗人到底“说”了什么,以及从乐园的追寻与迷惘,去分析女诗人的旅行心理。作者在全球化语境下,选择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意象派到新艺术派的作家作品进行新理论指导下的新阐述,在文本解读方面就生理的、心理的、精神分析的、社会的、政治的多方面抽丝剥茧地剖析,说明作者没有被女性诗歌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和流派遮住眼睛,盲目地搬用西方的心理分析理论,作六经注我式的论述,而是用冷静而不乏洞察力的眼光,指出台湾女性诗歌从抒情美学的讲究以至于生命意识的泼辣追求,从表现某种东西以至于质疑某种东西的演变。对这种演变的归纳,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者以此为脉络去探讨战后世代女诗人的性别意识,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有益尝试。
    读《从半裸到全开》,还不难发现“性别意识”、“女性主义诗学”、“情欲表现”等几个词不断出现。凡是关注女性诗歌的研究者,都对“女性意识”一类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当然,也有人不承认有什么“女性诗歌”,对“女性主义诗歌”尤为反感。实际上,女性主义诗歌是一种客观存在,不承认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面临世纪转换的时刻,对台湾战后世代女诗人的研究,不能不去寻找隐藏的女性自己,辨明台湾女性主义诗学的内涵及其走向。从陈义芝对“性别意识”等几个词的诠释和对文本所作的优美解读中,不难看到一位台湾学者的立场坚持和价值取向。
    台湾几乎没有职业诗论家,陈义芝退出媒体也有多年。从台湾诗坛结构看,他已逐渐成为学院诗论家。这里讲的学院诗论家,主要不是指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前沿阵地,以中文系教授的身份评品诗坛现象和推介作家作品,而是指他以学位升等为平台不断推出新的学术论著。当然,陈义芝的诗人和编辑家身份也非常突出,但他的编辑生涯远没有痖弦辉煌。这种似乎难以归类的身份,让文学史家找不到他的身份认同,这正好无法树立他的“时(诗)评家”的权威地位,也给了他诗学研究的空间和评论的张力,使他不受诗坛风向的牵引做自己该做的学问。
    2007年,陈义芝到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后,一边教学,一边写诗。其中他对台湾现代诗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他的《声纳——台湾现代主义诗学流变》,其关键词除“新诗”、“诗学”外,另有“现代诗”。陈义芝认为,“现代诗”的称谓从1956年纪弦创组“现代派”,一直盛行到1970年代,后因现代诗过于难懂,诗坛重新起用“新诗”的名称。“新诗”包括民国以来的、以白话为主的、向现代西方取法的,是相当于旧诗、古典诗的一个现当代文类,是专门的文学术语。“现代诗”的退场,不等于说“现代诗”走向衰亡。相反,它在60年代后仍掀起波澜,甚至八九十年代以至进入新世纪,它汇合了传统的诗学思维与台湾的乡土现实因素,始终未被取代,未被消灭。该书结合理论、运动和文学创作,分析台湾新诗发展以来在诗学影响上的流变,企图弄清什么是现代主义及其对台湾诗学产生实证影响的个别主义有哪些;台湾现代诗学前辈水荫萍的诗观内涵是否等于超现实主义,其诗作有无踪迹可寻;纪弦的“新现代主义”如何形成以及如何重新估价覃子豪、纪弦两人对台湾新诗现代化所作的贡献;《创世纪》诗刊接续“现代派”传统后,对现代主义做过什么样的革新;后现代主义诗学在艺术上对现代主义诗学做了怎样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夏宇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发展有何开拓性?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陈义芝把握了不同年代的诗学主张与创作方法的演变,论述主流诗学与纪弦们作品的契合之处,从而勾勒出台湾新诗美学在曲折中前进的轨迹。他这种不求大、全而只从现代主义诗学切入的论述方法,与萧萧的《台湾新诗美学》和简政珍的《台湾现代诗美学》,有明显的差异。
    在台湾诗坛,陈义芝并非以诗评、诗论著称。要不是在学院谋生,他不会去写这些专著。难能可贵的是,他写这些论著时,不是为了应付交差,而是动用了自己平素积累的诗学修养和对诗坛的亲历体验,故能摆脱固有的观念和视角,如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如何以揉合、协商的姿态铸造出六十年代台湾新诗的新进程,以及古典传统的回归在形式与精神召唤上,如何为七十年代的台湾新诗美学奠定了基础?书中充满了问题意识,在论述时既摆脱了传统学院派的八股腔,又远离了以西化文类话语解读的模式。
    和创作从哪里起步一样,陈义芝从事诗论工作,也有过从何起步的问题。和别人不同,陈义芝是从变革传统思维的视角和方法上迈开脚步,这充分体现在他的第三本诗论集《现代诗人结构》中。该书除绪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外,共分八章:林亨泰——语言与时代的断裂,余光中——文化认同与传统再造,痖弦——故园情结,心灵归向,战后世代《笠》诗人——从历史未解的矛盾出发,“外省第二代”诗人——在地的意识与意象,外文系诗人陈黎、陈育彩——中西承传与转化,女性诗人——台湾女性诗学,台湾诗人的“空”义表现——诗心与佛智,另有社群与出版、歌词与诗选以及台湾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环境两个附录。                   
    从上述论述对象可看出,陈义芝论诗不局限于意识形态。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省的诗人,只要对诗坛有影响,只要作品是优秀的,他就一视同仁,并从特定历史、文化结构中观照,结合政治、社会制度等因素从美学角度审视。
    《现代诗人结构》不单纯是一本现代诗人研究论集,同时也是诗史的专题研究论著,更是诗与个人、社会、家国、时代、经纬各种关系之条分缕析的论述。该书采用 “文化研究”视角,运用社会学结构概念——含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具象结构等多种观点,探讨台湾诗人的出身经历及其社会环境,外加历史文化和心灵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创作特征。从早期跨越日文和中文的林亨泰到战后的世代的女诗人,多元并存,呈现出一幅谱系分明、脉络清晰的现代诗人结构图。
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呼应、对话,在陈义芝那里已渐成气候。丝毫不用担心逻辑思维的写作会影响陈义芝的形象思维运用能力。相反,他把形象思维的才能运用到诗歌研究中,使其对诗作的剖析十分到位,且语言简练生动,充满诗的要素。此外,他还不讲情面,对一些诗人未能写出代表作加以批评。就这样,陈义芝论诗的独特品格朗然在目,其三部诗论著作为台湾诗论史添加了亮色,为这个领域的耕耘继往开来增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转引自张默、萧萧编:《新诗三百首》下册,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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