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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江南汉语”和“地方知识”……霍俊明
发布时间: 2013-8-13 8:44:51 被阅览数: 1491 次 来源: 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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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江南汉语”和“地方知识”
——潘维诗歌话语的精神征候与启示
 
霍俊明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
 
    摘  要:在先锋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包括江南和南方在内,地方性知识正遭受到改写和消减。而作为“江南”写作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潘维以诗歌的方式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尴尬与失落。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包括潘维在内的诗歌写作成了最后的“江南汉语”与“地方知识”。
    关键词江南;汉语;地方知识;潘维
 
我的疾病治愈了南方。
                        ——潘 维
 
    1990年代末期尤其2000年以来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泛意识形态化的推进。诗坛也在诗歌运动退潮之后在看似繁荣、喧闹、多元的诗歌景象中集体进入了休眠期和丧失诗歌“英雄”的平庸年代。
    诗歌运动和诗人群体被无限张扬的网络媒介和虚拟空间所取代。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地方都成了城市,连最偏远的农村也正在集体化、同一化的城市化建设中推倒重建。一同推倒的还有这些地域的文化根脉和地理诗学传统,“不同的地域当然会有不同的诗歌。而这种由地域带来的相异形制正渐渐地,有时则几乎是飞快地在削减。这跟这个世界的日益缩小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诗人们深受那叫做时尚的东西的影响,被一种也许能令诗人身价倍增的黄金趣味所要求和左右。诗歌似乎变成了一种体育,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区域,不同种族,有着不同肤色,不同智能和技能,不同传统、背景、语言和习惯的诗歌运动员们同场竞技,都得在同一种计分标准下分出高低胜负”1。北京、上海、南京、深圳都成了中国的“巴黎”,欲望之城“是个巨大的机器,它能使你神经兴奋,使你感官敏锐。图画、音乐、街上的喧嚣、店铺、花市、时装、衣料、诗、思想,似乎一切都把人引向半感官、半理智的心醉神迷的境地。在咖啡馆里,色彩、香气、味道和醉意可以从一个瓶子或许多瓶子里倒出来,从方形的、圆柱形的、圆锥形的、高的、矮的、棕色的、绿色的或红色的瓶子里倒出来——可是你自己选的饮料是清咖啡,因为你相信巴黎本身就含有足够的酒精。随着晚上的时间消逝,就更会使人醉倒”2。我们在一次次最初抵达这些城市的时候都是无比兴奋,离开时却懊恼不已,甚或不以为然。这就是以北京的后海酒吧、三里屯酒吧为象征的喧闹背后的无意义。我们可以尽情地、忘乎所以地陶醉和沉醉其中,醉宿在任何一个酒店还可以和任何一个轻佻的女子上演身体的“战争”,但是极其可悲和荒诞的是我们在欲望之都的狂欢节上成了出生地和精神故乡双重的异乡人,成了真正的无家可归者。无论是江南还是北方,都已经沦为了商业时代导游图上的一个利益坐标和商业的布景和道具。当年诗人肖开愚在1990年代对“南方”和“南方诗”的诗意描述和文学想象在日益城市化的今天看来显然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失意和惆怅。曾经的南方山水雾气和氤氲的诗意情怀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前朝”旧梦,“南方雾岚萦绕的丘陵地区,江河纵横、沟渠密布的水乡,和野兽出没的热带与亚热带丛林,都是滋生幻想、刺激想象力的强制性地貌”,“离你站立的地方不远处,视线被树或山坡遮挡,就产生了远方的感觉,所以对南方人来说,远方总是伴随在身体周围”,“南方诗人在陈述现实的时候,很少提供开阔的视野,浮想联翩多于观察,比喻多于比较”3。在密布纵横的车辆河流和高耸的城市森林之中,城市建筑和工业推土机正在削减着中国文化版图和诗歌史上的地理坐标,“由于以往田园型的大自然生活空间是无限的广阔、延长、一望无穷,较能使人进入和谐、宁静与含有形而上性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心境,故也较有利于‘悠然见南山’、‘山色有无中’的空灵的诗境之建立。而在都市型高度发展的紧张、动乱、吵闹的具压迫感的生活空间里,人类精神向高处升越的‘形而上’活动状况与空间,便不能不被‘都市’高度物化与偏于‘形而下’的‘下降气流’压低到越来越被‘物质性’、‘高速度’与‘外动力’全部占领的空间里来”4。我们甚至无可奈何地发现“方言”、文化的南方、北方和一个个群落的母语难以挽回的消失。方言被普通话改写,地方被国度修正,诗歌写作再次尴尬地充当了寓言的角色。
    在谈论潘维的诗歌之前还是先说说印象里和生活里的潘维。
    2012年8月1日,西宁,某宾馆。我们刚从雨水中的德令哈一路疲惫赶到西宁。早上起来后我和潘维到大街上去吃兰州拉面。吃完面后我和潘维转到不远处的一个喧闹的早市,两个大男人开始在各式蔬菜和水果摊间穿行和讨价还价。我买了几斤红枣,潘维则买了十斤牦牛肉,然后找到一个饭店进行真空包装。回来的路上我们竟然遇到谢冕老师,他双手拉着我和潘维,我则大声告诉先生这里的大枣既便宜又好吃。而每次和潘维见面,人们都会询问他的情感生活,格外关注他爱过的那些女孩子。这似乎成了文坛上的一个惯例。然而吊诡的则是人们真正谈论诗人和诗歌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而诗人和评论家们却时时在各个文学场合和活动中频繁露面和不可开交的忙碌。我不能不记得潘维在住处和酒桌的微醺中深情而忘我地朗读自己诗歌的情形。尤其是在7月末的德令哈的那个雨夜,他在朗诵《今夜,我请你睡觉》的时候我想到不远处的巴音河,还有多年前那个满身雨水和泪水的青年诗人——海子。
    我听到了被现代化脏水玷污的汉语在高原上一个江南诗人那里被清洗的声音,我也听到了低郁的呐喊——“可没有人请我睡觉。/ 为什么?!为什么 / 在这比愚昧无知还弱小多倍的地球上,/ 居然没有人请我睡觉。/ 我,潘维,汉语的丧家犬,/ 是否只能对着全人类孤独地吠叫:/ 今夜,我请你睡觉。”我不知道潘维和别的诗人交往是什么样子,而无论多么喧闹的场面潘维每次都会极其认真的和我交流诗歌的看法。
有了诗,诗人才存在。
    现在看来,谈论潘维的诗歌无疑有着必要性和随之而来的难度。因为,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我们已经不再是单单在谈论潘维个体的诗歌文本,而是围绕着他的文本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与传统、历史、地方、汉语以及当下的种种诗歌问题之间的缠绕甚至冲突。面对潘维,我想到的只有这样的句子——最后的“江南汉语”,最后的“地方知识”!潘维在自己的诗集《水的事情》所做的跋中开篇第一句就是——“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汉语最肥沃的地域:宋朝以来的江南。”
    柏桦在给北岛的一封邮件中这样说到“我刚去过伟大的江南”,但是包括柏桦在内必须正视这个残酷的现实——“江南”已经不是当年的江南。一切几乎都烟消云散了!我不是一个时代落伍者,但一切转换得太过于激烈和匆促。甚至像我这样一个云时代的土鳖分子在第一次听到鸟叔的“江南style”的时候居然想到的是中国的柔软绮靡的“江南”。实际上当下中国本土“江南”和首尔的“江南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资本的堆积和移山填海的现代化推土机有国家和地区的区别吗?当我们在江南的城市和小镇寻觅那些古老诗意的游踪时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和花枝招展、妖娆作态的现代化“伪娘”们相遇。一切在经历了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涤荡之后,连诗歌中的江南都几乎不复存在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有那么多的人在“江南”出生和写作,但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们提到“江南诗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唯一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潘维?换言之,潘维以什么样的心智、性格和精神癖性在文字中与暌违的“江南”相遇?为什么单单是潘维而不是其他人“发现”了江南的“汉语”和“地方知识”?
    无疑,潘维是这个时代的“异数”!
    无论潘维在哪里出现,你都会在各种背景和各色人群中将他区分出来。他也许来错了时代,但他也命定地以汉语来再造“江南”。当然潘维的诗歌精神是多向度的,但是他的底色无疑是特有的江南这块“南方中的南方”的地方知识。潘维以未经现代性和西方话语以及媒介话语“污染”的原生汉语还原和再造了一个话语形态的“江南”——“阴寒造就了江南的基因,那些露水,/ 凝成思想的晶体,渗入骨髓。/ 木匠们将房梁抬高的同时也扩展了/ 秘密的湿度。从街巷那张多雨的脸上,/ 忙碌的季节来回掠过白色的翅翼。// 梦幻和战栗,是密集的水网在呼吸,/ 赤裸的神经枝叶繁茂。/ 当我本土的脚踩上青石板悠长的回声,/ 一股湿润的兴奋,使旅游鞋导电,/ 那鞋,曾深陷比睡眠更黑的泥泞。”潘维的命运性和性格化的南方诗学和南方想象显然在当下的语境下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两难性以及难以排遣的现代性的焦虑。在这个时代,我们被迫成了“地方知识”的挽歌追悼者和莫名“乡愁”的怀乡病人。
    “江南”在文化、存在和历史想象力的容留中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民族志、原生情怀和地方知识。
在话语塑造的一个个想象的江南那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诗歌和文化的既古老又历久弥新的魅力与传统。然而在一同化的城市景观和工业化推进中这种南方传统和江南气韵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潘维“在南方”的写作就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当然潘维诗歌话语所要遭受到的尴尬性甚至分裂性是可以想见的。而多年来潘维的诗歌写作恰恰就是要不断恢复和强化诗歌的“南方汉语”和“地方性知识”,企图不断恢复“个人”的精神“基地”和地缘文化的基点。这就是一个后社会主义时代“南方”诗人的命运,暌违的伟大汉语的痛苦命运——“不久之前,我仿佛天眼突然开启,我明晰地认识到,是汉语选择了我这个器官,为它奉献。不知道是幸亦或不幸,我别无选择。我的性格、心智,我的孤独、痛苦和颓废的迷失,我的交往、阅读、荣誉和失落的时光,一切的一切,都是汉语在塑造我这个器官。”5正是因为地方性在潘维这里可贵的恢复和重新确立,我们的地方知识才没有被统一和格式化的时代完全剔除。潘维的身后实际上叠加着一个个古老的背影,只是这些背影在当下的时代粉尘中不断打着寒噤。在潘维身上我看到了南方水域明亮、沉痛、阴暗和迟疑的一面,看到了城市化时代江南烟雨的冷与密。那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古典、忧郁、生命和爱的冲涌是永远都不能稀释和抹去的吗?潘维以不断被破碎的汉语整合成那个“太湖龙镜”来折射出前世今生的“江南”以及水银般沉暗的内心。潘维的这些诗歌犹如反观过往和地理精神的镜像,这些诗句显然是诗人内心深处强大的生命体验与想象力相互拓殖与挖掘的结果。这些句子是潘维一个人的,但又是生发于江南的,属于中国诗歌不灭的血脉的。它来自于我们曾经熟悉的这个国度和地方,更来自于“前朝”式的隔岸的歌吟和本源性的生命和文化的多重乡愁。
    对于评价和考察从1985年(诗集《水的事情》收入的诗作最早的时间标明的是1986年)即已开始诗歌写作的潘维而言,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读到《第一首诗》(尽管这并不是潘维真正的“第一首诗”,此前他已经在诗行里练习了很久)的感受。这让我在新世纪的北方对江南,对诗歌有着难以名状的期许。它们就如温暖而生疏的雨水淋洒着工业时代干涸的河床:“在我居住的这个南方山乡 / 雨水日子般落下来 / 我把它们捆好、扎紧、晒在麦场上 / 入冬之后就用他们来烤火 / 小鸟赤裸着烫伤的爪 / 哭着飞远了 / 很深的山沟窝里 / 斧头整日整夜地嗥叫 / 农夫播种时的寂寞击拍着蓝色湖岸”。潘维的长诗《太湖龙镜》由20首诗组成。而在我看来长诗无疑属于更有难度的诗歌写作类型,而中国又是自古至今都缺乏长诗(史诗)写作的传统。自海子之后中国诗人的长诗(大诗)情结多少显得青黄不接。基于此,写作长诗甚至“史诗”一直是从“今天”诗派、“第三代”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以来当代汉语诗歌噬心的主题。甚至在海子之后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敢于尝试长诗的写作,其成就也是寥寥。因为写作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而言都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挑战,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语言、智性、想像力、感受力、选择力、判断力甚至包括耐力都是一种最彻底和全面的考验。在我看来“长诗”显然是一个中性的词,而对中国当代诗坛谈论“史诗”一词我觉得尚嫌草率,甚至包括海子在内的长诗写作。“史诗”无疑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多元化的书写和命名,而这是对诗人甚至时代的极其严格甚至残酷的筛选的过程。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会产生重要的长诗,但是“史诗”的完成还需要时日甚至契机。在我看来“大诗”正是介于“长诗”和“史诗”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说到当代的“长诗”不能不提到几位重要的诗人,洛夫、昌耀、海子、杨炼、江河、欧阳江河、廖亦武、梁平、于坚、大解以及雷平阳、路也、谷禾、江非、沈浩波等更为年轻的诗人。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宗教感、现实感的信仰式的诗歌写作成了缺席的显豁事实。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长诗”写作版图上潘维的名字是应该被记住的,但似乎有很多专业研究者对他以及他多年来的长诗写作缺乏必备的了解。概而言之我们看到包括潘维在内的一些诗人写作长诗的努力印证了中国当代诗人写作优秀长诗的可能性,尽管其面对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这种可能性只能是由极少数的几个人来完成的——历史总是残酷的。在巨大的“减法”和僭越规则中掩埋和遗忘成了我们对待历史和当下的态度。而语言和诗歌永远比一个国家更古老,更具有生命力。一些诗人用语言创造的自我和世界最终会在历史中停留、铭记。历史在寻找这个幸运者。这个幸运者肯定也是一个在个人和时代的轨道上发现疼痛和寒冷的旅人。有人提起潘维时总是会使用“堕落”、“天才”、“贵族”和“前朝”等词汇,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潘维的一些精神气质、诗歌方式和生活状态上与同时代人的差异。
    潘维的在诗歌中不断叠加着一个特殊的诗人形象。这让我想到了一只难染纤尘而又满怀心事的“长久静默”、“灰色眺望”的白猫——“金铃子的鸣叫串成一条条项链,/ 向少女的脖颈献媚。一片草丛 / 乱涂着阴影。从低矮的屋顶一掠而过的猫,/ 尖爪踩痛破瓦上的月光。/ 它消失了,带走了弹性:使老年人僵硬如死,/ 使空气锈蚀、烦闷如铁栅栏”。它慵懒而敏感,宁静又不安。它静静地蹲踞在江南迷蒙烟雨的屋檐,又似乎随时准备投入到阴郁潮湿的时间迷阵与情感的迷津之中。这只看似慵懒不问世事的“隐士”的猫却以它无比敏锐的嗅觉和锐利的发现提前领受了时间闪电般的寒冷和战栗。它不安、孤独、阴郁、怀疑、恐惧、探询、自省、迟疑。我还看到了一个经年都穿着“灯芯绒裤子”的“双鱼星座”的怀想者。
    《鼎甲桥乡》和《太湖龙镜》等“地方性知识”显豁的诗歌所显现出来的更像是诗人的精神成长史和灵魂自传书。现代性的庞杂喧嚣并不能阻止他无时不在的记忆和内心的冲涌。可以说潘维是一个典型的沉浸于诗歌语言和想象的南方才子。他的南方、他的出生地、他的女人、他的孤独和他不可替代的想象方式以及人生经验传递给我们缕缕不绝的传统与现代相容留而又不断盘诘的回声。潘维的诗歌中不断出现的“水”的主体意象就是最为恰切的时间的隐喻和其无处不在的锋锐和力量的见证。雨水,露水,湖水,潮汐,河水,泪水,流水,不断蔓延和再生出个体的生存语境、想象性处境和地方知识。在暮色黄昏里,在迷濛的桥头和水边站立和徘徊的那个喟叹者和发现者,已经听到了来自时间和历史深处锈蚀的声响,“如果此刻你站在桥头,暮色苍白,/ 窗格子像一个灰暗的故事出没于空气,/ 你是否感觉到人生中的一个个小幽灵 / 将树叶沙沙翻动。你无法捉住 / 呼吸中的那个时间贩子,他逃税般狡猾,/ 用顺流而下的漩涡表达出某些犹豫”。潘维的诗歌音乐性极其突出,这来自于他真正意义上的对汉语的“心领神会”和个人性再造。值得注意的是潘维很多诗作中的“秋天”景象(如“立秋”、“初秋”、“入秋”、“九月”)和时间场景(尤其是黄昏、暮晚、垂暮、午夜)在本质性地呈现了强烈的时间体验和生命感的同时,也无情地揭示了此时诗人“中年”写作的特征——成熟、迟缓、犹疑。在中午的光线中诗人已经在落叶的寒意中提前看到了黄昏的匆匆身影……。潘维正是以梦为工具,以水为材料见证了时间和生命以及记忆之间的角逐和博弈,“趁夜色低能、漶漫,把集中营的古园林建筑师 / 营救到手里:掸掉满身的尘土、秩序和恐惧,/ 让他以梦为工具,使绿土‘无意间吐出’一只泉源,/ 以水为材料,矗起一座金字塔”。
    诗歌中的潘维是孤独的,忧郁的,惆怅的,正如他诗行中不断出现的“蛇”、“蛙”、“蜗牛”等动物性意象。而这些意象是属于南方的,更是潘维一个人的。在黄昏的晦暗之中阴冷的细雨打湿了来自远方的信纸。文字和情感的力量有时候就是抵挡不过时间。在巨大而空旷的广场上,诗人感受到的是病痛般的苍白和无力。这在酒杯、白色药片、熄灭的烟斗等类似的细节中可以折射出诗人的身影正处身于黑暗般的孤独与纠结之中。潘维处于无处不在的冥想和浩叹之中,尽管他的诗行中不时涌现出王妃、国王、木船、镜子、铜镜、玉器、寺庙、紫禁城等我们久违的古典性的中国场景和词语,但是这些词语在本质上都指向了一个核心——诗人在交错甚至错置的时间背景上对生命、存在、地方历史以及爱欲的梳理和盘诘式的叩问。寂静和阴郁,空白和冥想连缀成一个黄昏式的挽歌。我们完全可以把潘维诸多诗歌中的场景、细节、氛围看成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白日梦——前朝的旧梦,江南的春梦,前世今生的情梦。但是这样说又似乎不太确切,因为潘维在诗歌中也不断营设了现实性以及公共性的场景与空间,比如湖边的煤渣路、街道、城市、城市郊外、开发区、推土机、县府大楼、办公室、公共汽车、乡村、剧院等。而在我看来这些现实性甚至伦理化的场景实际在本源上和诗人冥想的那些流逝的象征性场景是一致的,彼此之间是互相打开的。因而,潘维的诗歌具有着自白书和行吟体相交织的寓言化和抒情性的容留共生效果。潘维的诗歌既层层剥开了内心,也打开了时代的一个个黑暗的抽屉。潘维的很多诗句都具有极强烈的个人体验和真切的“现实感”,比如“铃声过后,孩子们像化肥一样撒落在 / 田野各处”,“村庄像一副犬嘴里的脏牙,从未使用过 / 牙刷和牙膏,被咀嚼又吐出的房屋 / 缺肢少腿,杂乱的堆积在破晓前的冷光里 / 瑟瑟作响的树叶翻阅本地人家史”。同时,我又看到了一个压抑的寻找喷发契机的潘维。他在犹豫中有坚执,在回溯中有面对,在低语中有高歌,在慵懒中有不甘。他似乎在排斥一种强大的东西,是时间,是现世,还是个人的喜怒悲欢,“我最天才的手艺是懒惰。当抽屉一只只打开,/ 苹果一只只烂掉,而星空凋谢,/ 雷电像花瓣似的撒入发丛,/ 我会吹唿哨,读信,抓住犹豫的杂草,/ 我会说,走开,一切;统统走开,全部”。潘维的诗歌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主体意识、语言方式、抒写特征还是想像空间上,它的基调始终是对地方、生命、时间的无以言说坚持命名和发现式的探询。甚至他的很多天启式的惊人诗句通向了遥远的诗歌写作的源头和母语隐约的传统。这无疑使的潘维的诗歌更能引起母语和情感的双重共鸣,因为这种基本的情绪、经验和话语方式是汉语诗歌所特有的。值得注意的是潘维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繁复叠加的悖论修辞,比如“转瞬即逝的秘密”、“梦尘土飞扬”、“生锈的藤蔓”、“带芳香的痛楚”、“炽热的泥泞”、“齿轮将城镇送入睡眠”、“失效的安眠药”等等。这些矛盾重重的修辞方式放慢了诗歌的速度,也加深了时间和生命自身浓重的阴影。潘维在语言的现实和创设中不断淅出了时间苦涩的盐粒和苍白的疼痛。
    阅读潘维的诗可以从其中任何一首开始,但不可以在任何一首诗那里结束,因为这些诗正如典型的江南园林和烟雨中多路的小镇,曲折繁复,意境深幽。那些既敞开又封闭的情感空间与不断变换的场景之间生发出不尽的感怀。我想,潘维的诗歌话语方式最为有力也最具说服力的印证了布罗茨基的话——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显然布罗茨基是潘维相当钟情的一个诗人。但是我从内心里讨厌那种动不动就拿外国的诗人比附中国诗人的做法,想当然地就忽略和遮蔽了本土诗人的创造性体验和汉语的光辉。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包括布罗茨基在内的大师级诗人对潘维没有影响,而是说现在反观潘维的诗歌写作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一个任何诗人都不能取代和涵括的。他的诗歌个性正如江南的烟雨,那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古典、忧郁、生命和爱的冲涌是永远都不能稀释和抹去的。潘维多年来的诗歌数量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的任何一句诗面前停留下来,揣味再三。这些句子显然是发自诗人的内心深处和强大的生命体验与想象力相拓展和挖掘的结果。
    久违的,才是持久的。
    潘维是一个不断蹲踞屋宇或桥头的高处,又不断跋涉在精神之路上的的白猫,它似乎不断在有意拉开与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的距离,它的内心高古而又难以捉摸。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潘维的诗歌更为有力地呈现了生命的多重状态。在具体的细节擦亮和情感的呈示中潘维以极其开阔的想象和再造显现出久违的“江南汉语”和“地方性知识”。在江南烟雨里,在暮秋的河岸,在高耸的屋檐,这只白猫仍沉浸于自己的一方天空,或者前朝的白日梦想——“一把木椅已安然度过半个世纪 / 猫倦伏在上面,还有灰尘、光线 / 像蜥蜴一样在空气里碎成粉粒 / 屋顶的静穆向天空翘起”。而在那些污染严重的河岸、城镇和工厂,我们也可以见到这个满面狐疑的诗人在敲打着那些可疑之物。他要做的就是倾听汉语的泠泠之声以及内心渊薮起伏不定的潮汐。
 
注释:
1.陈东东:《二十四个书面答问》,《明净的部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2.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3.肖开愚:《南方诗》,《花城》,1997年第5期。
4.罗门:《罗门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1-72 页。
5.潘维:《水的事情·跋》,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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